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，是与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的论述、民间的优美传说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滋润分不开的。

第一，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对“和” “合” “和合”论述，是中华和合文化发祥的基础。

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，“和”、“合”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。“和”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；“合”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。殷周之时，“和”与“合”是单一概念，尚未联用。《易经》“和”字凡两见，有和谐、和善之意，而“合”字则无见。《尚书》中的“和”是指对社会、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；“合”指相合、符合。

春秋时期，“和合”二字联用，构成和合范畴。《国语·郑语》称：“商契能和合五教，以保于百姓者也。”韦昭注：“五教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，使百姓安身立命。《国语·郑语》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……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，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。可见“和合”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，矛盾多样性的统一，才能生物，才能发展。“和合”，就词义本身而言，就是“和睦”“和谐”。“和”是指和易、和善、和平、和衷、祥和；“合”是符合、结合、合作、合力、融合。“和合”是实现“和谐”的途径，“和谐”是“和合”的理想实现，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、社会、人际、身心、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、融洽状态。

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。其弟子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，认为治国处事、礼仪制度，以和为价值标准。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，孔子强调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既承认差异，又和合不同的事物，通过互济互补，达到统一、和谐。这与“同而不和”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。

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）的思想，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，万物都包含着阴阳，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。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。

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，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，而有离散之心，所以“离散不能相和合”（《墨子间诂》卷三）。

《兵法》篇，将和合并举，指出：“旗物尚白，兵尚剑，刑则绍昧断绝。始乎无端，卒乎无穷。始乎无端，道也；卒乎无穷，德也。道不可量，德不可数。不可量，则众强不能图；不可数，则为轴不敢乡。两者备施，动静有功。畜之以道，养之以德。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习。偕习以悉，莫之能伤也。此居于图西方方外。”（《管子集校》第八）认为畜养道德，人民就和合，和合便能和谐，和谐所以团聚，和谐团聚，就不会受到伤害，给和合以高度重视。与《管子》之《幼官》仅在后三句子稍有差别。这里更无疑已为我们明确界定了所谓“和”、“合”与“和合”的最准确、也最完整的释义。

《易传》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，讲“保合太和，乃利贞”（《周易集解》卷一）。重视合与和的价值，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，万物就能顺利发展。

因此在先秦时期，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。概而言之，所谓和合的和，指和谐、和平、祥和；合指结合、合作、融合。和合连起来讲，指在承认“不同”事物之矛盾、差异的前提下，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，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，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，使之达到最佳组合，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，推动事物的发展。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，中华文化不断创新，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。

由此可见，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、差异和必要的斗争，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，只是把矛盾、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，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，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。这表明，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，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，比如阴阳、天人、男女、父子、上下等等，相互不同；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，如阴阳和合、天人合一、五教和合、五行和合等等。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、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，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，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，由此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、流传和发展，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。而孔子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，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包括国与国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（天人）之间，都可以用“和而不同”，或不同而和，来加以概括。

秦汉以来，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，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，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。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，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。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，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，相互融合，相互吸取，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。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，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，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、各家各派之中，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。

第二，民间关于和合精神的优美传说，是“和合文化”历久传承强大的生命力。

民间关于“和合之神”的传说。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馀》卷二三云：“宋时，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，其像蓬头笑面，身著绿衣，左手擎鼓，右手执棒，云是和合之神，祀之可使人万里外，亦能回家，故曰万回。今其祀绝矣”。按北宋李昉等的《太平广记》异僧类曰：“有弘农人，其兄戌役安西，父母遣其问讯，朝往夕返，日行万里有余，因号万回。”万回哥哥能使一家和合，所以故宋时祀以为和合之神，后祭祀他的人称之为和合之神。

这“万回”哥哥，乃唐朝武则天时一位与寒山子事迹相似但更具有神奇色彩的“奇僧”。《传僧录》和《历代佛祖通载》分别说他享寿八十或七十有四。特别是寒山子诗竟然还提到他的事迹：“自闻梁武帝，四依诸贤士。宝志成回师，四仙四大士。显扬一代教，作时如来使。”

又因《周礼·地宫·媒氏》疏云：“使媒求妇，和合二姓。” 认为这是对“和合”之义之正解。所以和合之神愿主家人和合，逐渐演变为婚姻和合之神；并由原来蓬头笑面、擎鼓执棒的一位神，衍变为一持荷、一捧盒的二神。持荷由于“荷”、“和”谐音，棒盒也出于此故。

“和合”二字，就变成了婚姻祝福之词，江浙一带民间画家多画之。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，以示吉利，取其“和谐合好”之意。山东省博物馆所还藏有和合二仙的木雕，其取意大意于此，它是作为礼物祝福新婚夫妇“和谐合好”的。

故在民间传说中，此家人和合之神遂逐渐演变为婚姻和合之神，原作蓬头笑面擎鼓执棒之一神图像者，遂化身为一持荷、一捧盒之二图像。

古时和合之神有不同的含意，又和合二圣，实由万回哥哥神衍化而来。《事物原会》云：“和合神乃天台山僧寒山与拾得也。”清翟灏《通俗编》（无不宣斋本）卷十九“和合二圣”条云：“今和合以二神并祀，而万回仅一人，不可以当之。国朝雍正十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土为‘和圣’，拾得大士为‘合圣’”。似寒山、拾得即和合二圣者。然和合又称二仙，如清李汝珍《镜花缘》第一回云：“说话间，四灵大仙过去，只见福、禄、寿、财、喜五位星君，同著木公、老君、彭祖、张仙、月老、刘海蟾、和合二仙，也远远而来”。旧时画像常绘作蓬头笑面之二人，一持荷花，一捧圆盒，取和（荷）揩合（盒）好之意，于婚礼时陈列悬挂。或常年悬挂于中堂，取谐好吉利之意，以图吉利。

和合神亦改称为和合二圣或和合二仙。《民间文学》一九七九年第八期所载《“和合二仙”传友情》，则仍以和合二仙为寒山、拾得。其故事略云：寒山、拾得同居北方某远村，虽异姓而亲如弟兄。寒山年略长，与拾得共爱一女而寒山不知，临婚始知，乃弃家去江南苏州何山枫桥，削发为僧，结庵修行。拾得亦舍女往觅寒山。探知寒山住地，乃折一盛开荷花而前往礼之；寒山见拾得来，亦急持一盛斋饭之盒出迎。二人喜极，相向而舞。遂俱为僧，开山立庙曰寒山寺。”直到现在，（苏州）寒山寺里还存着一块青山碑，碑上刻着见兄弟俩的形象，上面写着寒山、拾得的名字。但是老百姓不识字，历代来只知道一个拿‘荷’，一个‘盒’，因此称之为‘和合二仙’”。按照此说，人们雕刻和合二仙或二圣是取其敬重友情之意。清代的雍正皇帝正式册封为“和圣”和“合圣”，成为主管人间家庭和睦，团结友爱，爱情美满的喜神和爱神。意为“和谐合好”。

在我国传统的婚礼喜庆仪式上，常常挂有和合二仙的画轴。但见面轴之上两位活泼可爱，长发披肩的孩童，一位手持荷花，另一位手捧圆盒，盒中飞出五只蝙蝠，他们相亲相爱，笑容满面，十分惹人喜爱。他们手持的物品，件件都有讲究的。那荷花是并蒂莲的意思，盒子是象征"好合"的意思，意为“和（荷）谐合（盒）好”。而五只蝙蝠，则寓意着五福临门，真是大吉大利，人们借此来祝贺新婚夫妇恩爱、白头偕老 ，永结同心之意。

《书经》上所记载的五福是：一曰寿、二曰富、三曰康宁、四曰修好德、五曰考的终命（即善终）。现在流行的六福指的是寿，富，康，德，和，孝。

第三，中华传统文化，是和合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肥沃土地。

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？什么是中华传统精神？和合文化即是中华传统文化！集大成精神即是中华传统精神！这是与现代文化相对而言的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寻找到中华和合文化、中华集大成精神？那就是通过孔子的中庸思想。中庸是一切圣贤的下手处；一切圣贤的入口处；一切圣贤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世之道。尤为胜者，从儒学的中庸到道学的中和、到佛学的中观形成了一条拾阶而上、登堂入室的璀璨之路，沿着这一道路我们可以去轻叩那辉煌圣殿的真理之门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定义应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集合，是相互融合的集大成。

在中国，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。老子提出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），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，万物都包含着阴阳，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。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把和作为处事、行礼的最高境界。其他人如墨子、管子、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“和”或“和合”的论述。“和合”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。随着“和合”概念的形成，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“百家争鸣”，逐渐“和合”形成儒、道两大显学，并且在两汉之际“和合”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“因缘和合”“圆融无碍”的佛教文化。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，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从此，“和合”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，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，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。西汉董仲舒为适应“大一统”杜会发展的需要，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思想，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，兼取道、法、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，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。现在看来，礼治就是用文化修养进行内部约束，这比用法治进行外部的强制管制更显得不可或缺的，把内心规范突显出来更为重要。

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说到底就“性善”与“性恶”区别。无论是儒家、道教，还是中国化了的汉传佛教主张“性善”，提倡修身养性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已经是家喻户晓；而西方文化认为，人性本恶，需要忏悔。这也能够找到中华和合文化的根子，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