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流行

圣凯法师

　　放生习俗的形成，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，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。南北朝以来，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，逐渐以天然水湾为放生池，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；宋朝以后，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，供民众放生，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。

　　一、放生习俗的形成

　　先秦时期，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，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，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。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记载成汤仁民爱物，强调放生为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意，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，有违上天好生之德，于是去除三面，仅存一面；并更改祝祷词，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，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更易获得民心。

　　《列子·说符篇》记载了“周简子正旦放生”的故事：邯郸之民，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。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：“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”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”简子曰：“然。”由此可知，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，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，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，则功过难以相抵。

当时，周简子听从门客劝导，将“捕物放生”的作法改为“禁民捕捉”，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。

　　“成汤解网”和“正旦放生”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。昙无谶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·流水长者子品》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资源：“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，乃求其国王，与以二十大象，暂往负水，济彼鱼命，王允其请。长者子乃及请二子，至象厩中，随意取二十大象，又从酒家多借皮囊，往决水处，以囊盛水，象负至池，泻至池中，水即弥满，还复如故。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，予之水、食，为其解说大乘经典，诸鱼闻经后，皆生忉利天。”《流水长者子品》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，如十二因缘法、诸佛菩萨圣号、放生功德偈、放生程序、放生仪轨等。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，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，更易于接受和传播。

　　二、放生仪轨的制订

　　南北朝以来，放生习俗逐渐流行。北魏献文帝下敕，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，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。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，积极断绝肉食。天保七年(556)五月，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，故不食肉。天保八年(557)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、蟹、蛤、蚬等，只准捕鱼；同月乙酉，不论公私禁绝以鹰、鷂猎狩。天保九年(558)二月下诏，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，此外一律不准用火。

　　梁武帝撰写《断酒肉文》，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。而且，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，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。他还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，买下即将被杀的动物，然后放生。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，积极参与、推广放生。

　　陈宣帝太建十三年(581)，智顗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。智顗目睹民众以捕鱼之网相连四百多里，于是购买江海湾典型段为放生池；并且为渔民讲《金光明经》，渔民闻法改行转业，好生从善，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，达三四百余里，为放生池，徐陵树碑阐明因缘。

　　及至唐代，放生习俗非常盛行。《续高僧传·道胄传》记载，道胄于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，多有灵感。 “安史之乱”后，政局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，民生凋敝，饥荒四起。唐肃宗于乾元二年(759)下诏，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，从山南道、剑南道、黔中道、荆南道、岭南道、江西道、浙江道诸道，一直到昇州的江宁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，颜真卿撰《放生碑文》。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，与智顗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。

　　宋代以来，放生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。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，不许采捕弹射。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)，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，以西湖为放生池，而且自制“放生慈济法门”。《金园集》收录了遵式的《放生慈济法门》，在序言的开篇说：“儒冠五常谓之仁，释御四等谓之慈，皆恶残去杀，推惠广爱之谓也。然后果五福之曰寿，证四德之曰常，实唯不杀，放生之大统也。”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“五常”和佛教的“四无量心”。遵式以叙由、呪水、请加、归依、称佛、说法、忏愿七章，制订了放生的仪轨。

　　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，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。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诸暨县事潘华撰《梦鱼记》，潘华依《普贤观经》，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。景德四年(1007)，潘华奉诏还阙，梦江湖中鱼哭泣。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。

　　天圣三年(1025)，四明山(今宁波)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，为皇帝祝寿，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。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，并撰《放生文》以定其仪轨，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，记载此次盛事。

　　(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)